中午，飞机降落在港岛启德机场。
    负责海外事务的华纳唱片派了人来接。
    “亚视在接下来几天会全程派人记录你们的演唱会准备以及演出，后面会剪辑成短片放在电视上播出。
    期间，我们安排了香港电...
    除夕夜的北京，空气里飘着薄薄一层雪沫，路灯下泛着微黄的光晕。胡同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上挂着几盏褪了色的红灯笼，被北风一吹，轻轻晃荡，影子在青砖地上拉得歪斜而悠长。巷子深处，一扇漆皮斑驳的绿门半开着，门缝里漏出暖黄的光，还有锅铲碰着铁锅的脆响、油花在热锅里噼啪爆开的声音，混着姜蒜爆香的辛烈气息，一股脑儿涌出来，裹着寒气，直往人脖子里钻。
    屋里暖气足，玻璃窗蒙着一层水雾。林建国正蹲在灶台边，左手攥着一把干透的玉米秆，右手握着火钳，把炉膛里将熄未熄的煤块拨得哗啦作响。火苗猛地窜高，舔着锅底，映得他额角沁出细汗，鬓边几缕灰白头发被热气蒸得微卷。他没抬头，只朝身后扬了扬下巴：“小远，酱油瓶递我一下，搁碗柜第二格。”
    “哎！”应声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穿着件洗得发软的藏蓝布衫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却浆洗得干干净净。他正踮脚从碗柜顶上取一只搪瓷缸，听见招呼，随手把缸搁在灶沿上，转身拧开酱油瓶盖，瓶口朝下，黑亮浓稠的液体稳稳淌进锅里，没溅出一星半点。他手腕一收，瓶身轻巧地旋回原位，动作熟稔得像呼吸。
    这少年叫陈远，是林建国收养的义子，也是眼下刚在央视春晚彩排后台，被导演组临时抓壮丁、替下突发高烧的伴舞少年，跳完《新年快乐》开场舞后，连夜坐绿皮火车赶回北京的。他脚上那双帆布鞋鞋帮处裂了道细口，用黑线密密缝过，针脚细匀，看得出是自己动手——可再细的针脚也挡不住二十小时车程的颠簸与硬座车厢里彻骨的冷。他右脚踝内侧还贴着一块膏药，边缘微微翘起，底下是昨儿彩排时被钢架磕出的淤青，紫中泛青，像一小片凝固的晚霞。
    “爸，饺子馅搅好了。”陈远抹了把额头，从案板边端来一只粗瓷盆。韭菜鸡蛋加少许虾皮剁得极碎，翠绿与金黄绞在一起，泛着油润光泽，香气混着生韭菜的微辣直冲鼻腔。
    林建国这才直起腰，用围裙擦了擦手，凑近闻了闻，又伸手捻起一小撮，放在舌尖抿了抿：“咸淡正好。小远啊，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沉沉落在陈远脸上，“今儿下午，文化局老张来过。”
    陈远搅馅的手没停，腕子却几不可察地顿了半拍。他垂着眼，睫毛在灯下投下一小片阴影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    “说‘小虎队’那个项目……”林建国声音压低了，像怕惊扰了灶膛里跃动的火苗，“上头有人打了招呼，不批。”
    陈远没吭声。他低头继续搅馅，木勺刮着盆壁，发出沙沙的钝响。灶上那只铝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着泡，蒸汽顶得锅盖直跳，噗嗤噗嗤，像一声声压抑的叹息。窗外，远处隐约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噼啪两声，短促而单薄，很快就被胡同里呼啸的北风撕得粉碎。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陈远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像冰面下暗涌的水流。
    林建国没直接答。他弯腰从灶膛边拖出一只旧木箱，掀开盖子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本硬壳笔记本，封皮是深蓝色的，边角磨得发白。他抽出最上面一本，翻开，纸页已泛黄变脆，字迹却是遒劲有力的钢笔字，墨色深沉，一笔一划都带着力道。他手指停在某一页，指尖微微发颤：“你看这个。”
    陈远放下木勺，凑过去。那一页的标题是《关于组建青少年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初步构想》，落款日期是1979年3月12日，署名：林建国。下方密密麻麻写着十几条计划：招募十六至二十岁、有歌舞基础的本地青年；以民歌、校园歌曲、改编革命歌曲为主打；强调健康向上、青春活力……其中一条被红笔重重圈出：“拟尝试三人组合形式，突出默契配合与舞台表现力，暂定名‘小虎队’。”
    “当时，我就写了这个。”林建国声音低哑，像砂纸磨过粗陶，“不是为了出名，更不是为钱。就想着，咱们胡同里这些孩子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有个奔头，别整天蹲墙根儿晒太阳，或者跟着街溜子瞎混。你记得李胖子家的小子不？当年差点跟人去倒腾录像带，是我把他拉进队里，现在在区文化馆当编导。”
    陈远点点头，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。他当然记得。他也记得自己第一次被林建国从派出所领出来的情景——那时他十五岁，因为和同学在电影院门口卖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，被当成“传播非法读物”的典型扭送进去。林建国没骂他，只是默默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，替他赔了影院的损失，然后把他带回这间屋子，塞给他一把旧二胡：“会拉不？不会，我教你。”
    “后来呢？”陈远问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笔记本边缘一道浅浅的划痕。
    “后来……”林建国合上本子，轻轻放回箱中，盖上盖子，动作缓慢得像在掩埋什么，“后来政策松动了，街道办也支持，真招了九个孩子，天天在居委会小院儿里练。可练到第三个月，上头来了通知，说‘三人组合’形式不符合当前文艺宣传导向，要求解散，改成大合唱。我争过，写了材料，跑了三趟局里，没人接。最后，孩子们散了，有的去学修自行车，有的进了纺织厂，就剩你和阿哲，还跟着我折腾。”
    阿哲——陈远心里默念这个名字，像念一句无声的咒语。阿哲是林建国亲侄子，比陈远大两岁，嗓子好得能穿透三层楼板，吉他弹得行云流水，更是“小虎队”最初构想里那个不可或缺的主唱兼创作核心。去年夏天，他独自背着吉他南下广州，说要去录音棚试试水，带回来几盒磁带样带，全是自己写的词曲，青涩却灼热，像初春破土的竹笋，带着不顾一切的锐气。可就在他准备回京参加“小虎队”首次公开排练的前一周，一封盖着广州某唱片公司红章的信寄到了胡同口的邮局——阿哲在珠江边等船时，为救一个落水的小女孩，再也没上来。那几盒样带，至今锁在林建国床底下那只铁皮匣子里，匣子上了锁，钥匙不知所踪。
    屋里的暖气片突然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轻响，像是骨头在寂静里错位。陈远盯着那声轻响传来的方向，眼神一点点沉下去，沉进一种近乎透明的平静里。他转过身，重新拿起木勺，搅动盆里的馅料，动作比刚才慢了些，却更稳，更沉，仿佛那盆里不是韭菜鸡蛋，而是某种需要反复锤炼、才能成型的意志。
    “爸，”他忽然说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穿透了锅里的沸水声和窗外渐密的风声，“明天，我去找周副台长。”
    林建国猛地抬头，眼底掠过一丝惊愕，随即是浓得化不开的担忧：“你疯了？周振邦？他连你名字都不知道！再说，他管的是新闻部，不是文艺部！”
    “他管不了文艺部，”陈远停下搅动，抬起脸，灯光落在他眼睛里，没有少年人常见的浮躁或莽撞，只有一片被生活反复淬炼过的、沉静的亮，“但他管着台里所有对外联络的窗口。上个月，他女儿周薇薇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汇报演出，弹的是肖邦的《英雄》，我在台下听了。她左手无名指第二节，有个小小的、月牙形的旧疤——去年冬天，她骑自行车摔的，我看见了。她摔在咱们胡同口那棵槐树下面，车把挂住了晾衣绳，摔得挺重，是我扶她去的校医院。”
    林建国愣住了，嘴唇微张，一时竟发不出声。他当然知道周薇薇——文化局老张的外甥女，周振邦捧在手心的独生女，一个被钢琴和五线谱包围着长大的姑娘。可他不知道，那个摔在槐树下的姑娘，曾被自己养大的这个少年，亲手扶进医院。
    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林建国声音干涩。
    “我每天晨跑，绕胡同三圈。”陈远淡淡道，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，“那天她摔下来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乐谱，一张肖邦的，被血洇湿了一角。我帮她捡起来，顺手替她按住了手背上流血的口子。她疼得直掉眼泪，问我叫什么。我说，陈远。她记住了，临走时，把那张染血的乐谱塞给我，说‘留个纪念’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灶台上那只铝锅，水已沸腾得翻江倒海，“爸，有些事，不是等来的。是跑出来的，是扶起来的，是攥在手心里，一点一点焐热的。”
    林建国久久没说话。他慢慢蹲回灶膛边，重新拾起那把玉米秆，火钳在手中无意识地转动着。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，光影明明灭灭。良久，他长长吁出一口气，那口气在暖气氤氲的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，又缓缓散开：“小远，你真想去？”
    “嗯。”陈远应得干脆，转身揭开锅盖，滚烫的白气轰然涌出，模糊了他半张脸，只余下线条利落的下颌和紧抿的唇，“‘小虎队’不能散。阿哲写那些歌，不是为了躺在铁皮匣子里。它们得有人唱，得有人听，得让那些觉得日子没奔头的孩子，听见自己的心跳，跟上同一个鼓点。”
    话音落，窗外忽地炸开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！不是零星的鞭炮，而是无数鞭炮同时点燃，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声浪，由远及近，轰隆隆碾过胡同的青石板路，撞在两侧墙壁上，激起层层叠叠的回响。红光透过窗纸，在墙上跳跃、明灭，如同燃烧的潮水。新年的钟声，就在这片沸腾的红色声浪里，沉雄、庄严、不容置疑地敲响了——咚！咚！咚！
    第一声，震得窗棂嗡嗡作响；第二声，灶膛里的火苗猛地向上一蹿；第三声，陈远端着饺子盆的手，稳如磐石。
    林建国仰起脸，望着那被红光映得通明的天花板，眼角的皱纹里，有什么东西在灯下微微反光。他没擦，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那气息里饱含韭菜的辛辣、柴火的焦香、还有窗外硝烟弥漫的新年气息。他站起身，走到水缸边，舀起一瓢清水，哗啦一声，尽数泼进烧得通红的炉膛。
    “嗤——！”
    白汽裹挟着刺鼻的焦糊味，猛地腾起，呛得人睁不开眼。可就在这片狼藉的白色烟雾之中，炉膛深处，几点暗红的火星非但没有熄灭，反而在水汽的激荡下，爆发出更灼热、更倔强的光芒，噼啪作响，像一颗颗不肯低头的心，在绝境里，重新燃起了火种。
    “好。”林建国转过身，脸上水汽未干，眼神却亮得惊人，像两簇刚刚被重新点燃的篝火，“那就干。饺子包完，咱爷俩，把阿哲那几盒带子，全拿出来。你唱，我录。不用多，就录三首——《追光》、《纸飞机》、《槐树巷》。录完了，明天一早，你揣着，去电视台。”
    陈远没说话，只是用力点了点头。他低头看着盆里碧绿的韭菜馅，忽然想起阿哲最后一次在家练歌的情形。那晚也是这样的除夕，阿哲抱着吉他坐在院中那棵槐树下，手指在琴弦上拨动，唱的正是《槐树巷》：“槐树巷，槐树巷，青石板上马蹄响……”他唱到一半，忽然停下，指着树杈上不知谁挂的一只破风筝，笑得露出豁牙：“远子，你说，咱仨以后要是真成了‘小虎队’，是不是也该有面旗？就挂在咱家这槐树上，风吹着，哗啦啦的，比啥广告牌都响亮！”
    那时，陈远只笑着骂他臭美。如今，槐树还在，风筝没了，阿哲也没了。可那面旗，却在陈远心里，被北风刮得猎猎作响，从未降下。
    他挽起袖子，露出小臂上几道浅浅的旧疤痕——那是练舞时一次次摔倒、蹭破留下的印记。他伸手探进盆里，抓起一把韭菜馅，用力攥紧。翠绿的汁液从指缝里被挤出来，黏稠、清冽，带着泥土与阳光的原始气息，顺着他的手腕蜿蜒而下，像一道绿色的溪流。
    “爸，”他抬起头，嘴角扯开一个极淡、却异常清晰的弧度，那笑容里没有一丝少年意气，只有一种历经淬炼后的笃定与锋利，“旗杆，我来削。就用咱家后院那根老槐木。”
    林建国看着儿子掌中那抹刺目的绿，又抬眼望向窗外——那里，新年的焰火正升上墨蓝天幕，一朵接一朵，璀璨、短暂、却以燃烧自身为代价，照亮了整个北京城的夜空。他喉头滚动了一下，最终，只是重重地、用尽全身力气，拍了拍陈远的肩膀。那手掌宽厚、粗糙，带着常年劳作的厚茧和尚未散尽的炉火余温。
    灶上的水，早已沸透。陈远掀开锅盖，热气如瀑倾泻。他捞起第一只饺子，饱满，圆润，雪白的肚皮上，几道褶子捏得严丝合缝，像一枚小小的、蓄势待发的月亮。
    饺子下锅，沉入沸腾的中心。几秒之后，它开始缓缓上浮，带着一身晶莹的水珠，稳稳停驻在翻滚的浪尖之上。